1955年春，正当准备召开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，进一步贯彻“三字”方针时，农村传来更多的讯息，党与农民的关系存在某种紧张状况，南方以浙江问题最为严重。国务院第一办公室(即政法办)和中央农村工作部分别派出工作组调查。回报说：该省在1954年春只有2千多个社，到55年春增加到5万多个，占农户比例由0.6%增加到近30%，扩大了约50倍。在办社中严重违背自愿原则，强迫命令，提出“抓两头，带中间”，“向中农进攻”等口号，大反“小农经济”和“自发势力”。54年浙江粮食征购共51亿斤，占总产量的38%，农民留粮严重不足，并多给单干农民派任务，以统购统销来促合作化。全省耕牛减少5700多头，猪、羊减少1/3至1/2，卖家具，吃种粮、逃荒、要饭、卖儿女、老弱饿死等现象续有发生。55年当年3月下旬，浙江省委书记江华来到北京，邓子恢和谭震林(当时任中央秘书长、书记处第二办公室即地区办公室主任)等人，与江华一起开会研究怎样处理浙江问题，决定用中央农工部的名义，给浙江先发个电报。电报发出前，曾送给陈伯达，托他转呈毛主席，陈回电话说：“主席同意”。邓老随即出国访问匈牙利。
电报发出后，浙江省委表示同意我们的建议。谭震林同志再次召集会议，决定由江华同志给省委去电话，请省委下决心处理农村问题，同时请农工部和中央二办派人就地商量执行办法。于是把我和中央二办负责华东组的袁成隆同志派去。4月上旬到浙江后，在省委会议上取得共同认识：关于合作社问题，能巩固的全力巩固；群众意见很大的、人心散了的、强迫命令的、维持不住的，“坚决收缩”。原不准备开大会的，省委提出开会才能统一思想，于是开了个干部大会，由我讲了话，浙江省委副书记、省长霍士廉同志做总结。后来毛主席批评说坚决收缩的决定是在“惊慌失措”下做出的。当然，我在用语上有毛病，如说到“下马”，但这只针对浙江地区的那种无法巩固只能收缩的社讲的，并没有让整个合作化工作下马，更不是让全国合作化下马。实际上有一批办不下去的社，硬撑下去，必将影响当前生产。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，浙江的农业社由5万多减少到3万多个，共减少1万5千多个。当时估计河北省也应收缩，河北表示已经搞过了，不再动了，我们去看了看，就没有再搞。这样加上河北和山东自己收缩的，全国一共减少了2万多个合作社(以后，曾被误传为上二十万个社，在
文化革命以前就这样传开了)，社的总数也由67万个变为65万个(在54年中仅仅是10万个)。56年浙江把原来收缩的社又都恢复了，但在57年这里又出现退社潮和自发包产到户现象。
4月20日，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，少奇、小平同志等出席，由我汇报农村的情况，谭震林同志做了补充，主要讲浙江的问题。会议上有几位同志发言，都主张把重点放在已经办起来的社尽量巩固下来。最后少奇同志讲了一段话，大意说，问题的核心是个如何对待中农的问题，所谓强迫不强迫，自愿不自愿，就是对待中农的问题，强迫也是强迫中农，自愿也是叫中农自愿。为了保证中农的自愿，可以把速度放慢一下，明年春天停止发展，做好巩固工作。中农看见社办好了，就会自动来敲门，那时候我们把门开开。他们自愿，我们欢迎，这可以保证合作化运动的
健康发展。会议提出，当前合作化的总方针是：“停止发展，全力巩固”。
4月底，毛主席从外地回来，带回他对农村情势的新判断。5月1日他到天安门观礼，对谭震林说，合作化还可以快一点。大意是，前一段出去看到沿途的庄稼都长得很好，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很高。麦子长得半人高，谁说生产消极？办合作社的积极性也高。但给合作社说好话人不多，柯庆施说下边有1/3的干部对待合作化存在右倾消极情绪，这和上边有关部门领导不无关系。从此主席就认定所谓农村存在紧张，农民不满统购，合作化有强迫现象等等说法，一概是“发谣风”，因而进一步强调要反对保守倾向。
5月17日，毛主席在杭州召开15个省市委书记会议，这次会上，毛主席强调合作化出点乱子，但主流是好的，不讲这一点是右倾表现。谈到“停、缩、发”的三字方针，主要方面是“发”，尤其在后
解放区“基本是发”，三月份所提“三字经”内涵，已有所改变。这次会后向到会各省分派了发展合作社数字，并决定到明春搞100万个社。在这次会议上各省(市)负责同志反映中央农工部不放手的毛病，引起毛主席的高度重视。
6月14日，中央政治局开会，少奇同志主持，批准了100万个社的计划。响应杭州会议精神，对保守倾向也有所批评。来源人民网－中国共产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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